1979年，苏联想缓和\＂中苏关系\＂，邓小平如何提3个条件硬刚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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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方筹备与苏联进行缓和关系的外交谈判的同时，美国的补救措施也在同时推进。
布热津斯基总结当时的对华政策原则：
“就是从战略出发来对付苏联…美中关系正常化后种种具体的政策决定，均以此为指导思想。”
但当时的形势并不利于达成这一目标。美国驻中国大使传来的消息表明中国“联美反苏”的政策面临着变化的可能，而美国的情报机构对中国的对苏政策持续关注了两个月后，仍无法预测中国对苏政策的明确走势。因而，美方的补救举措显得尤其积极。
1、蒙代尔访华的意义
除了建议卡特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外，布热津斯基和奥克森伯格还“积极推动内阁成员到中国访问，从而能把每一位重要的决策人士和政府每一个重要部门都拉进来同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使发展对华关系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而且，布热津斯基认为，让“访问外交”达到高潮的是蒙代尔副总统的访华之行。6月21日，白宫发言人宣布，副总统蒙代尔将于8月份访华。为了让访问取得成功，布热津斯基与蒙代尔等人尽力给予中国各种优惠待遇。
在8月3日的总统早餐碰头会上，美方确认了在蒙代尔访华期间许诺给中国以最惠国待遇，宣布中国是友好国家，从而使中国“不受通常对共产主义国家实施的某些限制”，并提供特别贷款供中国发展经济。其实，早在1979年7月21日，布热津斯基就曾奉总统的命令，专门向多个政府部门写去备忘录，敦促他们在8月3日之前准备好蒙代尔访华所需的事宜，包括中美互设领馆尤其是美国驻广州领馆的谈判进程、民航协议、中美水电长期合作协议草案和拓展中美文化交流的计划。
美方的配合与补救措施的意义在于，它们不仅反映了当时美国积极的对华政策，而且让邓小平在对美政策上获得了优势和筹码。这次机会向决策层证明中美关系的价值，以便论证中止对苏缓和、推行“联美反苏”的合理性。
蒙代尔访华的时间，与邓小平审阅中苏谈判方案的时间巧妙地重合在一起。1979年8月25日，邓小平审阅了外交部《关于中苏国家关系谈判方案的请示》报告并做批示：“以在政治局讨论为好。”
这句简单的批示至少传递出两条信息：
一是他想在更广的范围和更权威的层级上重新讨论该方案和对苏政策；二是对美和对苏政策事关重大，他需要一个政治局级别的结论或决议。显然，这次政治局会议正是为中止对苏缓和而设，而美方的配合让这个机会更有利于“联美反苏”的格局。
就在当天，蒙代尔抵达北京，开始了对中国的访问。在27日与邓小平的第一次会谈中，蒙代尔表示美国将中美双边关系和战略关系置于最优先的地位，宣布美国国务院已经将中国列为友好国家，在对华敏感技术出口和最惠国待遇上，将区别对待中国和苏联，为向中国提供有偿技术援助铺平了法律基础。
他承诺，美国将在年底前解决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并准备安排进出口银行向中国提供价值20亿美元的信贷，鼓励美国企业界向中国投资等。邓小平对美方的高技术转让承诺显得尤其兴奋，甚至在意向性会谈中，就开始安排工作层面事宜了。蒙代尔表现出积极配合和慷慨的态度，让中方将所需所急的事务开列清单，以便向卡特总统汇报。
同时，针对邓小平对技术转让的不满，他表示美国正设法让“巴统”在技术转让上区别对待中国和苏联，向中国倾斜。
在28日的会谈中，蒙代尔再次向邓小平保证，美方将在关涉共同利益的战略问题上保持与中国的通报、协调机制。下午，双方签署了中美两国政府1980年和1981年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和中美两国政府水力发电有关的水资源利用合作议定书。
美方的承诺，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兑现力度上，都大大超出了以往的水平。从中方的受益程度来看，蒙代尔无疑给中国带来了一个超级大礼包。双方对中美关系的安排，在广度上和承诺力度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这迎合了中方对中美关系的期待，由此也可以理解邓小平在会谈中的兴奋态度。
8月28日晚上，在为蒙代尔举行的告别晚宴上，邓小平致辞说：
“蒙代尔副总统的这次访问增强了我们这样一个信念：只要双方严格执行中美建交协议的原则，坚持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平等互利，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就会朝着两国人民所希望的方向继续向前发展。在此情况下，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合作和交流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实践将会证明，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富有生命力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人民日报》高度评价蒙代尔的访问为80年代的中美关系奠定了基础。从效果上看，蒙代尔访华既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实质性进展，更为中美关系塑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
蒙代尔访华让中国获取的收益及其对中美关系的推动效应，与当时中苏间的紧张对峙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对苏强硬的态度
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就在邓小平对中美关系大加赞扬的第二天，讨论中苏关系的政治局会议开场了。
几天来中美关系形成的良好氛围，对会议要讨论的中苏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8月29日下午4点，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中苏国家谈判中方代表团起草的“谈判方案”。主要领导人基本都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华国锋主持，邓小平做了主旨发言，确定了中苏国家关系谈判的总方针：
“我方在谈判中必须坚持原则，即不能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同苏联改善关系，核心问题是要求苏从蒙古撤军和不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双方都应承担义务：不在对方邻国驻军和建立军事基地，不利用邻国威胁对方。”
在谈判策略上，邓小平叮嘱代表团团长王幼平，不要急于求成，谈不成没有关系，马拉松没有坏处。重要的是坚持原则，高屋建瓴，不能示弱。…灵活性是有的，这要等谈起来再看。
针对外交部以新约替代旧约的思路，邓小平指出：
中苏谈判应抓紧那些重大原则问题，不可把重点放在制定不解决实际问题的空洞文件上…若是热衷于讨论关系准则，马上就会被对方接过去，这样不仅我们从苏联方面得不到任何实际东西，反而会对已形成的对我有利的世界格局产生破坏作用，从而输得精光。
据马叙生回忆，邓小平甚至自问自答地说道，苏联能给我们什么？它是不会给我们东西的。
在安全方面，苏联在亚洲的战略依然处于扩张态势，柬埔寨问题看不到解决的希望，苏联对中国的西邻阿富汗也虎视眈眈，来自苏联的威胁感不减反增。在现代化建设上，中国已经意识到苏联制度与科技的落后，从技术层面讲，对现代化建设的意义已经不大。
单从中苏开启国家关系谈判前的交涉就能发现，苏联当时并没有改变对华政策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寻求改善中苏关系，既不合理，也无可能。
从邓小平设定的原则来看，中苏关于国家关系的谈判并非是中国对政策的核心问题，安全问题才是中国对苏政策的决定性因素，其首要目标就是解除苏联造成的安全威胁。正如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重申的：“不能在百万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改善关系。”
从中苏谈判之前的互动，以及当时苏联的全球战略来看，这正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所以邓小平认为，苏联很难改变其对华政策，而是确定了“坚持原则”、“不要急于求成”的谈判策略，而“谈不成没关系”的授权消除了外交谈判代表的压力。
尽管目前的档案资料无法提供当时会议的结论或决议，但据亲身经历这次会议的外交官回忆，与外交部报批的方案相比，29日的政治局会议不再把确定关系准则和签订文件放在重要位置。
“小平同志的上述思想不仅是我代表团在国家关系谈判中所遵守的准绳，也是整个80年代我对苏工作的一条基本原则。”
也就是说，这次政治局会议采纳、确认了邓小平的主张即反苏统一战线的政策。
1979年9月18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尼克松时专门谈到了中国的谈判立场，也可以作为这次会议决议的一项佐证。
“要消除中苏关系的障碍，这是谈判的前提。障碍是苏联的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而不只是中苏边界问题。苏联在中苏边界摆了一百万军队，这对中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这种情况能够继续吗？苏联必须减少中苏边境的军队，至少减到赫鲁晓夫时代的数量。苏联在蒙古驻军能够继续吗？理所当然我们要提出这个问题，要让苏联把军队从蒙古撤出去。还有，中苏双方都不在对方的邻国建立军事基地。苏联应该放弃支持扩张和霸权主义。”
从中苏谈判的情况来看，邓小平对苏联立场和政策走向的判断是准确的。
在第一轮谈判当中，中苏双方立场尖锐对立，直到12月3日结束，都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就在谈判进行的同时，阿富汗局势已经急转直下，苏联对阿富汗的介入已经越来越深，直至12月27日大规模出兵阿富汗。
邓小平在访美期间，已经将阿富汗局势视作苏联扩张的表现，甚至曾预言阿富汗也将遭到类似越南一样的命运，成为苏联在亚洲扩张的代理人。无论苏联出兵阿富汗的动机何在，从全球战略上讲，苏联在中国西侧再次战略扩张，直接刺激了本就紧张的中苏关系，冲击了中国的安全神经，中国彻底失去了改善中苏关系的理由，转而强化反苏政策。
1980年1月20日，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指出，“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中苏第二轮谈判在当前不适宜举行”，由此中断了自1979年10月开始的中苏国家关系的谈判，中苏边界谈判也随之中止，这就彻底切断了与苏联的沟通机制。
从短期来看，借助中美关系制衡苏联威胁的思路占据主导，对苏缓和的议题已经关闭。
可以说，1979年8月29日政治局会议在确立中苏国家关系谈判方针的同时，也给这次对外政策讨论做出了结论。中国获得了进一步同美国靠拢的理由。中国对美政策的稳定，使中美关系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局面，中美在对越作战中的战略协作关系和政治默契，演变为战略合作关系。1980年，中美防务合作刚开启就达到了一个高潮。
3、“联美制苏”的深远意义
1979年11月23日，清华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在北京市高等院校共青团工作会议上谈到中美关系时就曾说，中国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完全是出于策略性的考虑。这种观点显然偏离了邓小平一向强调的从战略全局看待中美关系的主张。
1980年4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联社驻北京记者罗德里克时，专门批评了这一看法。“最近有位教授讲，改善中美关系完全是出于策略考虑。这不对。我们历来讲，这是一个战略决策。”
“美国越来越多的政治家逐渐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而且不少政治家已感到中美关系不是一个时期的、不是为了某一个时期的利益打出一张什么牌的问题，而是一个战略决策。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比较好。中国方面，从毛主席、周总理在世的时候就下决心同美国改善关系，这不是从策略上考虑的，而是从战略上考虑的。现在，我们总的对外政策还是毛主席、周总理生前制定的。”
这次谈话之后，清华大学党委为此专门提交了报告给邓小平。邓小平批示道：
“对美政策一点，引起反应较大，故予以澄清。就他本人来说。只要认识到就可以了，不再进行批评。”
但邓小平同时做出的另一批示则值得注意，“书记处同志阅。中宣部酌处。”从对报告和批示的传达范围看，邓小平显然是想在领导层内统一认识，同时也需要在舆论宣传口径上做出规范，试图通过统一的口径，在领导层、党内，以及广大群众当中逐步塑造较为统一的认识。
邓小平的对美政策基本囊括三个层次的设想：
一是出于国家现代化的需要，一定要坚持发展、优先发展中美关系；二是要把握住中美关系的基础，就是在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中保持“联美拒苏”的姿态；三是保证决策层在前两点上能达成共识，并将其推行到国家外交的执行层面。
但从中美建交后一年的情况看，他的设想仍不能在决策层、外交系统和更广泛的人群中获得理解和认同。
无论从宏观的、长远的规划，还是到外交层次的操作，抑或是从双边关系的动力或基础来看，当时的中美关系都表现出鲜明的精英政治特征。
中国方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少数决策者和对美政策第一线的外交官作为主体，一直推动着中美关系的前进。美国方面，只有布热津斯基、布朗、蒙代尔等少数高官愿意从战略的角度出发，推进中美关系。作为美国重要权力一极的国会，反而在更多的时候起掣肘的作用。
所以当1979年中美关系面临矛盾和动荡的时候，中国方面只能把希望寄托于美国行政部门，同卡特政府确立了处理台湾问题的模式，而无法通过外交压力让美国自己废除《与台湾关系法》。面对中国对外政策讨论及其后果，只有“邓小平-柴泽民-布热津斯基”这个少数人形成的联络机制和小圈子发挥关键作用，默契地修补、发展中美关系。
1979年的对美政策讨论，奠定了中国对美政策的基本逻辑和格局但这并不意味着消除了决策层对中美关系认识上的差异，所以小心维护中美关系仍是常态。
对苏政策仍是80年代中国在对美政策中需要小心拿捏的问题，这也是中苏关系正常化迁延到冷战末期的重要原因。
此外，双方确立了依靠行政部门执法空间处理台湾问题的模式，使得美国行政部门成为中国纠正美国对华政策倒退的最后一道阀门，这也说明为什么美国行政部门的对华政策倒退更容易引发外交纠纷。总之，中美建交的第一年经历了快速的发展，但绝不像表面上那样顺利，中美双方的决策精英费尽周折才达成这一目的。
这也证明，国家关系的发展并不是用“历史必然”的逻辑就可以简单解释的，基础脆弱、牵涉广泛、格局复杂的中美关系更是如此。当然，风波终于过去，中美关系发展的第一个小高潮也随之到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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